共产国际曾闹乌龙:以为毛泽东病故为其发讣告

  

  毛泽东坐在躺椅上 网络图

  第二,“他已停止工作”确属实情。当时毛泽东为什么停止工作了呢?实际上,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1965年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人事变动,张闻天在《1943的延安整风笔记》中称为“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这就是李竹生的电报里为什么说毛泽东“已停止工作”的原因。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只是个虚职,人民委员会主席才是负重要责任的实职。毛泽东以前是兼任这两个职务的,现在去实留虚,自然和“停止工作”没什么区别。

  第三,派毛泽东“作为出席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里的代表大会是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内容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因病是否适宜去苏联的电报。”并作出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由会议讨论的议题和作出的决定可以看得出来,派毛泽东作为七大代表的事情根本没有作为议事日程。

  据《毛泽东传》记载,1934年五六月份,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受博古等派遣,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向王明汇报国内情况时,转达了博古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的口信,王明说:“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很显然,当时以博古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以王明为负责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都不愿意毛泽东作为国际七大的代表。

  第四,“安全难以保证”既是非常好的拒绝理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34年4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电报中说:“[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这里虽然也以难以保证安全为由,明确拒绝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但是不惜“大笔开支”也要将毛泽东治愈的指示足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博古宣读的可能就是这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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